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却被贪心欲望所毁，井田制亦是如此，具体不赘述，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名为助法。

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凭借权力和地位，通过分田制禄，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

打个比方，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把该交的那份交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现在在房租之外，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这谁受得了？

这种畸形的制度下，经过数百年的酝酿，趋至爆发的边缘，殷商才会覆灭。

由此可见，一个王朝的灭亡，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

但四镇诸侯的变法，将矛盾转移了。

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率先改革，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更占据地利。

东夷被灭后，黄飞虎奉命，在东夷原祖庭山外，建立了一座东平城，依山靠海，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山上的天材地宝，海里的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

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

于是乎，在这个基础上，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

第一是山泽之赋，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

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也就是在东平城中，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

第二是关市之赋，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

这个“关”，正是五关，“市”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关，都要上缴一笔税收，每进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则是币余之赋，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

第三种倒也罢了，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讨论良久，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

练兵是要钱的，东鲁改革军制，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是四大诸侯之最，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现在新税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上缴中央，不裁军也不成了。

软刀子割肉！

不过值此敏感关头，东鲁心怀顾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

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姜子牙虽然好对付，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罚酒。

冀州之战后，他们认识到，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谋反是不现实的，未免双方撕破脸皮，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还是退让些比较好。

于是乎，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终于开始税收改制。

姜氏父子并不慌，反正税收之事，猫腻甚多，最终上缴多少，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