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法不可能无弊端, 行之愈久，其弊愈显。

唯有不停完善，才能驱久行远。

往届京察在开始之前, 亦设有廷议陈言这一环节，广开言路。只不过科道官们多是京察的既得利益者，鲜有人会刨根论底, 提出的意见多治标不治本。

裴少淮呈上奏本以后, 皇帝很快便安排了廷议。既然要廷议, 自然把裴少淮的折子传抄到了六部九卿、六科十三道。

时值冬临, 大雪初至，许多官员端看抄来的文书，止不住手抖，若是施行此新策，前途未卜啊。

这其中, 又数科道官们最是忿忿然, 新策割去了他们不少权限。给事中、御史官小权大, 因为他们有谏言权、廷推权, 与朝廷选才用人息息相关, 京察变得规范了，他们说话的分量就轻了。

一连数日，到处议论纷纷，支持裴少淮的人并不多。倒是不少人打定主意，势必要在廷议时, 要把此新策给驳回去。

到了廷议这一日。廷议设在乾清宫正殿里，按廷议最高规格，有内阁五大学士，六部九卿正官、堂上官, 和科道官们参议。

其中，吏部尚书王高庠因身子抱恙缺席，由左侍郎代替参议。

数年过去，当裴少淮青袍换作紫袍，再次站在廷前，他那般闲庭信步、带着些随意的神态，叫许多科道官又怒又怵。

明明裴少淮唯独一人，而他们有一群人，为何会发怵呢？

“裴郎中的折子，诸位爱卿都看过了，开议罢。”皇上直截了当言道。

裴少淮在奏折中写道，“……京察派发访单，揭帖无名，笔下之言真假难辨，恐有捕风捉影，信口雌黄之嫌”，他建议，与其耗费时间会单，辨别真假，不如详编京官们的功绩册，细细列出官员们六年间做了什么实绩、有哪些失职之处，再据此评定等级。

当然，核实官员们的功绩也需要一套章法。

这一改，把“论过错”改成了“论功绩”。

吏科给事中打前阵，他揪住的正是这一点，言道：“圣人言君子‘功不独居’，成人之美，归功于天，当属君子之行径。裴郎中编此功绩册，岂不是叫人人推诿过错，而专职贪功、掠功、夸功？届时，堂上相争，哪还有一丝半点的文人风骨？”

意思是，臣子们都应当君子，君子清正，是不会争风贪功的，裴郎中的做法是在败坏朝堂风气，招致人人都争着抢功劳。

亦是有违圣人言。

大庆儒学当道，京官个个都是科考的佼佼者，自然最会拿“所谓君子”、“文人风骨”的那一套来攻讦他人。

裴少津立于科官当中，欲出列替兄长辩驳，助其一臂之力，这种引经据典、用儒学打败儒学，是裴少津最擅长的事情。毕竟他记性了得，可谓是行走的四书五经。

裴少淮隔着正廷，向弟弟示意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