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和无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

当时的敌情是：滇军孙渡部取保守态势，只守在云南边境地区，想把红军逼近四川；川军也不愿意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只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利用滇军和川军布防的空隙，集中了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各路纵队，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军压过来。

红军到达了位于毕节西南方向的野马川，发现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李觉纵队已经堵在了红军南下的路上。于是红军掉头折向西北，开始向四川境内的金沙江方向行进，计划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兜一个巨大的圆弧，然后再寻找机会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鉴于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追击的速度极快，已走到川黔边界的红军决定回头打个伏击。具体部署是：第二军团四师和第六军团的十六、十七师在以则河附近伏击敌第二十八师，五师至恒底钳制樊嵩甫的第七十九师。

接到战斗命令，部队立即做饭，并且是吃一顿再带一顿，然后星夜出发往回走，奔赴五十里外的伏击地点。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二月十日牺牲在打鼓新场的战斗中，师参谋长刘转连刚刚接任了师长。十七师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分到达了以则河伏击地点。红军在阴冷的风中潜伏下来，竟然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但是进入红军伏击圈的敌人很少，刘转连正想着大部队究竟还有多远，别这边一开枪，等于给了后面的敌人部署的时间。这时候，敌人的搜索哨兵已经和红军的警戒哨兵遭遇了。打起来才知道，第二十八师只开来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三个师的红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掉头继续北上，他们计划越过川黔边界，在滇北的镇雄附近摆脱敌人的包围，然后再回身南下进入贵州。